柴荣逝世后，赵匡胤和魏仁浦通过清洗禁军和核心节镇，巩固了他们的权力，使赵匡胤的造反变得轻而易举。大部分亲郭威和柴荣的势力都被贬到了外地，柴荣的亲弟弟柴贵甚至被贬到虢州当防御使。赵匡胤则担任了宋州节度使，慕容延钊成了亶州，这基本上囊括了汴京周围的要害之地。

柴荣的军队布置虽看似不合理，但他并没有其他选择。殿前司的扩张是由柴荣亲自指定的，而且赵匡胤在初次选人权时就受到了重用，所以军队中赵匡胤的亲随较多是正常的。尽管赵匡胤多年来是柴荣的亲信，但由于其资历较浅，柴荣提拔他担任点检，意在弥补他的威望不足，使其能辅助年幼的主君。柴荣的逻辑是，资历浅的亲信能够更好地协助幼主，而不是构成威胁。因此，他对赵匡胤的提拔并没有错。

柴荣在宰相问题上犯了错，通过让枢密使魏仁浦兼任宰相，以及让范质、王溥二人兼任知枢密院事，形成了一种互相制衡和合作的局面。这三位宰相加上韩通，本应能够有效压制资历尚浅的赵匡胤。柴荣在临终前却任命王著为宰相，被范质排挤了出去。范质信任王溥，但后者与赵匡胤的关系极好。在契丹入侵时，王溥推荐赵匡胤领兵，范质的激动则表达了对王溥的不满。这一系列的决策表明，柴荣在宰相任命上存在问题。

柴荣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他虽然能够控制两支军队，却未能建立制度和习惯，使这种平衡得以保留。他死前试图通过韩通来继续控制军队，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。此外，柴荣的文官系统资源较少，无法成为中立者来拉开两支军队，维持平衡。柴荣最好的做法是在继位之初就扩展文官体系，轮换侍卫军和殿前军的武将，防止他们抱团。外戚的实力也应该保留，不要过于一揽子式地清洗。这样，即使主少，这帮人也不会很快统合，为后主翻盘创造机会。

柴荣如果未逝世，有望媲美秦皇汉武。赵匡胤在继位后未能延续柴荣的遗志和成果，将先北后南的战略变为先南后北。他花费了二十年时间灭掉割据势力，但给辽国留下了充分的喘息机会。赵匡胤的军事才能是有的，但一切基础都是柴荣建立的。柴荣在世时，各国已经对他感到畏惧，统一只是时间问题。柴荣具有极高的战略眼光，他希望趁着辽国内乱夺取燕云十六州，可惜的是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。回顾历史，柴荣英年早逝使得汉族失去了重振汉唐雄风的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