确实有这样的说法，仔细深入去了解那段历史，此言论并无道理。回顾历史，在张居正启动“一条鞭法”前，明朝的粮食安全，已经暴露出隐患：土地兼并越演越烈，可以给“预备仓”提供储粮的“官田”越来越少，国家收取赋税的土地也更少。以至于嘉靖帝驾崩时，明朝太仓储粮，竟然到了一个月都维持不下去的地步。所以，才有了张居正痛下决心的一条鞭法，一边清丈土地，一边折合银两征税，同时用各种手段充实粮食储备。十年苦心改革，终于又换得大明朝粮满仓。

不过，当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，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后，名存实亡的一条鞭法，却给明朝粮食危机挖下大坑：发达的明朝商品经济，火热的城镇化，给农民提供了更多机会，大批农民扔下土地进城。那农业赋税呢？既然折合银两征收，自然不必种地打粮，到时交白银不就行了？而这被万历弄成四不像的“一条鞭法”，更藏着大隐患，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《谷山笔尘》里的感叹：明朝的“条鞭”征税，其实给了地主商贾们更多“甩锅”赋税的空子，结果就是“农困而商宽”。不堪负担的农民们，必然会扔下土地逃走。天启七年，河南那“荒矛白草”的景象，就是缩影。此时东南发达的商品经济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城镇，也给离开土地的农民们，提供了赚钱的好去处。于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里的生动记录：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，则空一里之人，奔走络绎于道路。谁复有种田之人哉。”普通的村子，都见不到几个种地的，全涌进城里打工了。就算农村还有种地的，可明朝火热的手工业，更令农业生产跑了偏：丝绸瓷器等产业的生产越发扩大，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估算，仅苏州上海地区，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八十万。相关原材料价格暴涨，昔日鱼米之乡的江南，土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。即使是正常年景，江南等地的粮食，基本也是年年购买。这样的畸形景象，在正常年间，粮食还可以维持。但到了明末天灾爆发，农民起义与清军叩关等考验接踵而来时，早已埋下的粮食隐患，就如火药桶般接连爆炸。于是，就有了历史上痛心的一幕：原本富庶繁荣的明王朝，却在严重缺粮的困顿里，蒙受了饿殍遍野的灾难，走向了悲情的灭亡……

漠视粮食安全的代价，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，晚明的山河变色就已证明，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严重……话又说回来了，做任何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，经过张居正的改革，使大明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，财政收入有所增加。在军事国防上明朝增加了反侵略的能力，多次打退北方鞑靼的侵犯。

当然，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，而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，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，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，最终也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。历史已经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现在是信息化时代，不愁吃喝，但时刻要重视粮食安全，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当今全球还有国家面临着饥荒问题，这个问题至今让各国都无比警醒的话题，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农业的重要性，参考明末那段历史就可知……